———公共事业的合法性———
　　“情融于理，理融于法”。在当今的法治社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我国法制精神所在，依法办事是每个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依据。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协会和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都是经国家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合法组织，两大协会都各自拥有数以万计的会员，其合法性和权威性不容质疑。协会依法行使管理行业职权，从法理上说，根本就不存在特权不特权的问题。

　　两大协会出于对行业负责，为行业办实事的考虑，依法筹建中国建筑陶瓷博物馆，并成立筹备组。筹备组成员有孙向远、丁卫东、黄建平、缪斌、张永农、陈复澄、夏高生、黄建华、陈丁荣、周锦连、边程(边程博客,边程新闻,边程说吧)、蔡宪昌、王锡波、张绍光、罗明照、刘爱林、刘孟涵。人们从筹备组成员名单上就可看出筹备组的广泛性，它涉及陶瓷制造、陶机装备、色釉料、协会领导、专家学者等，其代表性不容质疑。

　　陶业中人素知张永农、边程、刘爱林等陶瓷先生率直的秉性，对陶业不平之事仗义执言，不平则鸣。到记者发稿时止，记者尚未听闻他们发表“不平则鸣”之举。

基于中国法制建设的日益完善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敬畏，基于对协会领导的信赖，基于对先知先觉、仗义执言的“陶瓷先生”们的敬佩，基于陶业热心人士的积极参与和感动，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建设中国建筑陶瓷博物馆落户东莞是合法的、正确的，是具有前瞻性的历史性的决定。

———博物馆的公益性———
　　建中国建筑陶瓷博物馆的确需要动用庞大的公共资源。令记者不解的是，既然建中国建筑陶瓷博物馆是陶业公益事业，动用庞大的公共资源又有何不妥？为什么说“动用或利用公共资源要特别小心”？君不闻“资源要流通或利用才能产生价值吗”？抢占先机利用资源，远比独占资源意义要大得多。

　　如果说中国建筑陶瓷博物馆建在“陶瓷历史文化积淀不怎么深厚的东莞”，令某些“佛山人”或“石湾人”忿忿不平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来几个关联的“假设”。

　　如果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不牵头搭建对深远文化交流的平台，如果唯美不站起来积极响应———出钱出力支持建设中国建筑陶瓷博物馆，那么闲置的或没有被挖掘利用的公共资源不知何时才能产生应有的价值。

　　如果说中国建筑陶瓷博物馆是中国陶业的公共事业，那么它的选址和建设就不排除景德镇、德化、唐山、夹江、晋江、淄博、法库、建平等地的竞争。对于泛佛山陶瓷而言，博物馆落户东莞，佛山陶瓷尚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如果博物馆选地他处，佛山陶瓷似乎只有“把酒问青天，明月几时有”的份了。

　　从狭义的“陶瓷经济”利益考虑，“主流媒体”的再三责难，如果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和唯美集团顶不住日益高涨的舆论压力而选址文化底蕴深厚的其他陶瓷产区，试问“主流媒体”是否还有“合理”的说法？是否愧对佛山陶瓷？有何脸面行走在泛佛山陶瓷间？

　　如果诚如“主流媒体”所说，“博物馆大潮将起———引发新一轮博物馆大战，中国建筑陶瓷博物馆、中国陶瓷博物馆、中国陶瓷艺术博物馆、华夏陶瓷博物馆等等充满噱头的名称将散落在全国各地”，那不正好说明中国陶瓷历史文化不断地被整理好、保护好，并将其历史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有何不好？！请别忘记“发展才是硬道理”。

　　对于事物而言，不了解它的过去，也就不会理解它的现在，更不会预见它的未来。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事业的繁荣本身就是相辅相成的。对此，作为行业媒体，我们是否应该多些理性的探讨，少做些感性的造作。

　　“上下同欲者胜”，只有价值取向的统一，行动的统一，执行的统一，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我们共同的陶瓷事业。正是基于建设中国建筑陶瓷博物馆服务陶业的根本目的所在，运作的合法性，历史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为了将我们共同的陶瓷文化遗产发扬光大，我们完全有理由挺胸昂首、理直气壮地疾呼———将中国建筑陶瓷博物馆进行到底！